55岁的杜应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曾先后在贵阳市修文县六桶、谷堡、龙场、计生局和农业局等多个部门任职。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知底层百姓的冷暖和艰辛。工作以来，他始终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恩和情谊，总希望在工作岗位上为父老乡亲们做点有益的事情。
2010年8月，杜应书到农业局任副局长、县扶贫办副主任，负责全县扶贫工作。凭着对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杜应书本应借助国家大扶贫战略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实事，也为自己的工作历程划上个圆满的句号。然而，他却利令智昏，将贪腐之手伸向了国家扶贫项目。
初心不在 破纪收钱
2010年以来，修文县获得省级扶贫资金400万元实施益母草种植项目，其中80万元为基础设施建设费，320万元为1.6万亩种植益母草项目扶贫补助资金。按照政策规定，修文县扶贫办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向宣和公司采购益母草种植苗并组织人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宣和公司方可凭领条、种苗发放记录等验收资料，向该县扶贫办报账领取这笔专项扶贫补助资金。
为了将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宣和公司企图在益母草种植项目上采取少种多报的方式套取项目资金。为了能顺利验收，宣和公司开始围猎时任修文县扶贫办副主任的杜应书。
起初，宣和公司入驻修文县实施益母草项目后，该公司法人王利平就隔三叉五到扶贫办向杜应书“汇报”工作，有时下班了仍“赖”在办公室“交流讨论”益母草的种植技术。有时，还是杜应书自掏腰包请王利平就在路边小店一起吃饭。周末休息时间，王利平又频繁约杜应书到扶贫点“视察”工作，杜应书也欣然应允。
后来，杜应书和王利平相聚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两次、三次……王利平看着杜应书的脸色行事，见风使舵。从开始的联系工作到私人宴请，最后直接将红包“塞”进了杜应书的腰包。在利益面前，杜应书忘记了从大山走出来的情怀，一心为大山里的乡亲服务的初衷。
破纪，已经开始……
身陷多案 危害重大
从2010年6月至2015年10月，宣和公司法人王利平先后六次向杜应书贿赂人民币共计15万元。杜应书也就在宣和公司益母草项目实施、验收过程中“睁只眼闭只眼”，既没有派员监督，也没有对种苗发放数量、种植面积进行认真核实，以致负责种植的宣和公司先后虚报9706.5亩“益母草”种植面积未被核实，就通过验收合格，并领取项目补尝资金，造成国家专项资金损失209.52万元。
尝到了甜头的杜应书贪欲不断膨胀，利欲熏心，对上门送礼办事的人来者不拒。2013年4月，贵州省聚源合作社中标修文县农业局种养殖采购《基础母羊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为189.75万元。聚源合作社法人刘志友为了及时领取采购种羊的合同款，同年8月向杜应书行贿3万元。
查处这起案件的同志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宣和公司虚报了9700余亩药材，国家损失的是200余万。而群众却少种9700余亩药材，按照每亩最低产量为1吨，平均每吨900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群众损失的扶贫报酬是870余万元。
意志不坚 “猎场”被俘
据杜应书周围的人介绍。杜应书个头不高，说话和风细雨，做事亲历亲为，一幅老实憨厚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不论是在基层乡镇，还是在计生战线上，也曾兢兢业业、无私无畏，是一名深受基层群众喜爱的干部。据与他共事过的同志反映，在调任农业局任副局长、县扶贫办副主任之前，杜应书廉洁奉公，未发现他拿过群众一针一线。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口碑和廉洁形象。然而，在接手扶贫工作之后，他却一转身，变成了一只吸血的“苍蝇”。
“干这么多年的工作，自己始终清清白白。我也想过给宣和公司还回去，但又碍于情面，怕人家说我油盐不进，以致伤了朋友情谊，影响扶贫工作开发正常开展，但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长一段时间，我受到了自己良心和道德的遣责……”杜应书在回忆中说道。最终，杜应书意志不坚定，抵挡不住层层递进的围猎“攻势”，缴械投降，成了为宣和公司服务的俘虏，走上一条与党和人民背道而驰的不归路。
在“温水煮青蛙”的陷阱里，杜应书已经习惯了这种权钱交易给他带来的利益，有时逢年过节宣和公司没有“表示”，他甚至还感到心里欠欠的。而王利平更是他的“知心好友”，从2010年至2015年案发前，均不同程度地向杜应书表达自己了“心意”。
杜应书累计收受宣和公司15万元礼金，却让造成国家资金损失209.52万元，造成群众扶贫报酬损失870余万元。
2017年4月，杜应书因违反党纪党规，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损害群众利益，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收缴违纪所得18万元。同时，将其违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执纪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趋向常态化、规范化，而“围猎官员”成为反腐中频繁被提及的现象。杜应书的案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教训十分深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慎欲、慎权、慎趣、慎友、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始终保持共产党人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的高尚品格，方能在众多“围猎”中突破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