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担负进军西南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8月19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治委员）指挥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直出贵州。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于9月中旬正式组成西进支队，并动员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西南服务团，经过短期培训，随军进贵州工作。
10月，五兵团和西进支队在进军贵州途中，先后于湖南湘潭、邵阳召开会议，研究、筹划、部署入黔作战及一九四九年后贵州的工作。
针对国民党当局所谓的“应变计划”和破坏措施，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在城市，开展保护城市交通、邮电、工厂、学校、仓库、银行的斗争；在农村，组织武装力量，牵制敌人，维护秩序，迎接解放。
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贵阳特支及“新联”、遵义曙光社等分别印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和传单，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震慑了穷途末路的反动派。
党的地下党组织，开展保护企业厂矿，反对国民党贵州当局对企业厂矿进行搬迁和破坏的斗争，有效保护了贵阳电厂厂房和设备，使贵阳电厂成为全国在当地解放前夕没有停电的六家电厂之一；还有效保护了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国民党第三十兵工厂（后改为矿山机器厂）等一批厂矿以及贵州广播电台。贵州各地的护校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与此同时，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活跃在广大农村和乡镇，他们在保护公路、桥梁、仓库以及中小城镇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月上中旬，在贵阳的国民党当局要员逃遁，整个贵阳动荡不安，在此关键时刻，贵阳开明绅士卢焘、张彭年等人在党的政策感召和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接受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贵阳城。
11月初，担负进军贵州的二野五兵团分别向天柱、玉屏、铜仁等地发起攻击，打通了进军贵阳的通道。三兵团十军于11月11日攻占铜仁，向铜仁、遵义广大地区挺进。此时，国民党军毫无斗志，不断向西溃逃，人民解放军则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乘胜追击。11月15日上午，人民解放军进入贵阳市城区，宣告贵阳解放。省会贵阳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在贵州的结束。
贵阳一九四九年后，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于11月21日发出了敦促川、康、云、贵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听候接收的四项忠告。四项忠告发布以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成了紧缩在贵州西部地区的国民党部队的全部起义，这对加速贵州全境的解放、减少城市的破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贵州全省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克服千难万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纵横1000多公里，歼灭国民党部队7000多人，争取国民党起义投诚43000多人。到1949年12月底，贵州全省79个县全部获得解放。
